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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

   日期:2021-07-28     来源:www.fjxmjql.com    作者:未知    浏览:296    评论:0    
核心提示:摘要:希腊人创造了哲学,把其视为最高贵的活动。
摘要:希腊人创造了哲学,把其视为最高贵的活动。相比之下,生产制作是最低贱的活动。可让人想不到的是:最高贵的活动所使用的思维方法竟来自最低贱的活动。制作活动有一种“原型+摹本”结构,柏拉图的“相”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都是根据这种结构来架构的。不只这样,这师徒二人还将这种结构与语言逻辑结合起来,制作出了西方人讲解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思维图式,影响深远。认真研究这种图式,了解其优长和局限,具备要紧意义。

5、制作图式的问题和限度

希腊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的确是一种卓有效果的思维方法,但无论怎么样它只能是无数可能的思维方法中的一种,因此大家需要意识到它的问题和限度。从纯粹学理上讲,有两个问题是这种思维模式所没办法解决的:一是理论原型和个别事物的关系问题,二是质料的“冤屈”问题。

1、制作、技艺与摹仿

关于制作,在流传下来的希腊哲学文献中几乎没见专篇讨论的,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eri Poietikes,本义为“关于诗的艺术”)。亚里士多德是希腊哲学(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希腊学术分类体系的编制者,《诗学》通常编在其学术著作的末尾,这也符合他的学科分类顺序,即:理论之学,实践之学和制作之学。按理,制作之学中,生产劳动中的制作应占有要紧地方,但亚里士多德却只给艺术活动中的制作问题以专篇讨论的待遇。这就意味着,在亚里士多德的学术体系内部,《诗学》是唯一一篇反映他的制作看法的专题著作。在此意义上,大家可以将其看作亚里士多德乃至整个希腊哲学之制作图式的一张底牌。所以,解析希腊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应当采取一种从后阅读的方法。

动词“制作”的希腊词是poiein.其衍生的词汇有:poietike,制作艺术,等于poietike tekhne(技艺);poietes,制作者,诗人;poiema,制成品,作品,具体的诗作;poiesis,对poietike的推行,制作,制作科学。又据考证,自公元前五世纪起,大家开始用poiesis指诗。[2]这里也能看到英文的poem(具体的诗作)和poet(诗人)的词源。罗斯在翻译《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区别poiesis和praxis的话时,将前者译作making,将后者译作acting,廖申白汉译为“制作”和 “实践”。[3]可见,在希腊人的观念中,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制作”出来的。“制作”诗跟“制作”鞋是一个道理,都要生产出一件“作品”摆在外面,这跟“实践”(或“行为”)的结果就是其本身的良善完全不同。[4]

制作活动所凭着的才能叫做“技艺”,希腊词为 tekhne,其复数为tekhnai.最早考证这个词的人可能是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克拉底鲁篇》中,苏格拉底说:这个词“表示心灵的拥有”。 [5]陈中梅在其译注的《诗学》的附录中对该词有专门讨论,这里撮要采纳。希腊词tekhne来自印欧语词干tekhn-,后者表示“木制品”或“木工”。可比较梵语词taksan(“木工”、“建造者”),赫梯语词takkss-“联合”、“建造”),拉丁语词texere(“编织”、“制造”)。希腊人把生成(genesis)的事物分成两类,自然的生成叫“成长”,人工的生成叫“制作”,“制作”的力量就是“技艺”。“技艺”既包括生产实用物品的技术,也包括文静创作的艺术。雕塑家、诗人和建筑师、木匠的才艺都叫tekhne.[6]其实,“技艺”作为学术定义的确切所指是由亚里士多德划定的。相应于理论、实践和制作活动,人的才具或德性也分为三个方面,即:第一方面包括“常识”(episteme)、“直觉理性”(nous)与二者的统一 “智慧”(sophia);第二方面为“实践智慧”(phronesis);第三方面就是“技艺”。[7]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技艺”的使用方法较之它的本义要宽泛得多,并且跟“智慧”的使用方法也没明确有什么区别。即便在柏拉图的对话中状况也是这样。亚里士多德对“技艺”的使用方法算是还了该词的本来面目。后世维柯所讲的sapienza poetica(poetic wisdom,一般译为“诗性智慧”,此译引出了很多误解)事实上就是这种“制作技艺”的泛化,其宗旨是“真的即制作出来的”(the true is the made)。[8]

“技艺”的根本特点是什么呢?哲学家们和研究者们已经描述了它的不少特征,但我感觉其根本特点是“摹仿”。这也就是整篇《诗学》的主题。亚里士多德说:“史诗的编制,悲剧、喜剧、狄苏朗勃斯的撰写与绝大多数供阿洛斯和竖琴演奏的音乐,这所有总的说来都是摹仿。它们的差别有三点,即摹仿中使用不一样的媒介,取用不一样的对象,用不一样的、而不是相同的方法。……上文提及的艺术都凭着步伐、话语和音调进行摹仿 ——或用其中的一种,或用一种以上的混合。”又说:“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肯定长度的行动(praxis)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一样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法是借用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部分情感得到疏泄。” [9]全部《诗学》所讨论的就是这种“摹仿”的技艺。

《诗学》中“摹仿”的希腊词是mimesis.陈中梅对该词也有详细考证,这里也摘要引用。Mimesis是mimos(表演)从西西里区域的用语进入到伊俄尼亚和阿提开方言后的派生名词之一,另一派生名词是mimema,其动词形态为mimeisthai,后者曾为柏拉图很多用。Mimeisthai和mimesis的原义可能指表演式摹仿,mimema通常指人物的摹拟像或器物的复制品。[10]可见,“摹仿”的这几个词已经覆盖了“制作”和“技艺”的两个范围:艺术的范围和生产的范围。据我的领会,尽管艺术范围的摹仿从词源上更本原,但真的充实了希腊人关于摹仿的心理意象的还是生产范围的摹仿,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这样,亦即没被专题研究的摹仿更具始源意义。我在后面的剖析中会举出事例来表明这一点。无论是艺术的摹仿还是生产的摹仿,其所表达的是一种双重性质的定义:其一是实践性定义,即须有摹仿行为及其主体;其二是关系性定义,即须有原型和摹本。如是,摹仿活动就给大家提供了如此的结构:“原型”—“摹仿行为及其主体”—“摹本”。正是这种结构规定了“技艺”的本质:一种让摹本尽量与原型相符合的能力,或者一种按原型的需要去制作摹本的能力。从而“制作”也就获得了规定,即:用摹本摹仿原型的活动。

有意思的不在于希腊人把制作看成用摹本摹仿原型的活动,而在于他们把这种摹仿关系到处套用,以至于从自然到人事的讲解都由制作来包揽。于是,制作就变成了思维的“图式”。

2、制作图式的两类型型

制作作为一种思维图式是逐步形成的。大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技艺摹仿自然(phusis)的思想,如宇宙在运转中产生万物,陶工通过旋盘的转动制作成品。[11]据亚里士多德讲,“毕泰戈拉学派说事物是由‘摹仿’数而存在的”。[12]不过,制作图式好像更多地还是雅典人的专利,不论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这样之多地用这一图式,以致堪称一种思维景观。不知晓这是不是跟这三代哲人中的开山祖师苏格拉底系雕匠出身有关。制作图式在柏拉图那里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表现形态不同,在前者主如果一种外在摹仿图式,在后者主如果一种内在摹仿图式,以前者到后者还有一种演变关系。

柏拉图学说的核心无疑是他的“相”论(即一般所谓理念论)。依据该理论,存在着一个感性个别事物所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以外还有一个“相”(idea, eidos,也译为“理念”、“理式”、“型”或“理型”等)的世界,后者是真实的存在,前者通过分有后者而存在。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柏拉图提出“分有”(metecho),相比毕泰戈拉学派的“摹仿”来讲,只不过换了个名词而已。[13]事实也是这样,不管讲分有还是讲摹仿,相是原型,具体事物是摹本,二者处于外在分立的状况,这在柏拉图那里是确定无疑的,并且这一思维构造被他常见运用。譬如,他说,名字是对事物的摹仿,[14]六种实质的政治体制是对第七种真的的政治体制的摹仿。[15]当然,最具典型性的恐怕还是他的三种床的说法。在《理想国》第十卷中,柏拉图指出,有三种床:一是自然的床,即床的相,这是神制作的;二是日常具体的床,这是木匠摹仿床的相而制作的;三是画家画的床,这是对具体的床的摹仿,即摹仿的摹仿。[16]关于柏拉图的制作图式的机制,可以他的梭子之喻为例。木匠在制作梭子时是看着什么东西来做的?假如他正在做的梭子破了,他是看着破梭子再做一个呢,还是看着梭子的“型” (即eidos)来做呢?显然应以“型”为准。换个角度说,做梭子的实质就是将梭子的“型”放入一块特定的木头中。[17]柏拉图的制作图式最后定型在其晚年的《蒂迈欧篇》中,在那里,他设想了一个上帝一样的创造者(Demirge,原义是“努力工作者”),他用几何图形及其复杂组合作模型,用水火土气作材料,根据肯定的工序和分工,造出了天地神人、世间万有。[18]

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显然是接着而不是对着柏拉图讲的,他对其老师的制作图式事实上只作了一个调整,那就是:“型”并没有于具体事物以外,而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任何事物都是“形式”(eidos,即“型”)和“质料”(hule,原义为木材)的统一体,制作的过程也就是将形式加诸质料或给质料赋予形式的过程。亚里士多德老举的例子如:“物质是青铜,形状是模型,两者组合是雕象,那完整的整体。”[19]还有房子、铜球之类。如此一来,亚里士多德的制作图式就变成了一种内在摹仿模式,即制作者在制作一件物品时所摹仿的不是一种能独立存在的“型”,而只不过制作者为该事物主观设计的“型”,这个“型”只有通过跟质料结合成一体之后,才能作为事物的内在本质跟事物一块存在。跟他的老师一样,亚里士多德也将我们的制作图式到处用。他明明是医家出身,却宁可用木匠的思维去理解医术和生命现象,把治病看成用健康的形式加诸有病的身体的制作活动,[20]把男女之间的生育行为看成男士将形式加到女人的质料上的制作活动。[21]

由此可以看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维中,制作图式十分明确而且具备一种巨大的定式用途。看他们二人的争论,有时会被人感觉这简直就是一对木匠师徒在传授和切磋技艺。大家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同样这部分话题由孔子或耶稣跟我们的弟子来讨论,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景况。有趣的是,耶稣出身木匠家庭却到处像大夫那样治病救人,而亚里士多德出身大夫家庭却处处像木匠那样考虑问题。

到底男女交合生子是否形式加诸质料的关系?到底天地万物是否摹仿永恒原型的结果?世界之为原型与摹本或形式与质料到底真是那样还是被看成那样的?这所有都是问题。

3、制作图式在希腊哲学思维中的本体论化

假如事情仅仅在于把自然人事照制作图式去设想,或许就不值得大家费这么多笔墨了。希腊人最后把制作图式变成了影响整个人类的思维方法,这才是问题的重要程度所在。他们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一点,至关要紧是什么原因在于这个图式被哲学化了,或者更确切地说被本体论化了,亦即变成了思维方法,变成了可以安装进人脑的操作系统,一句话,获得了思维的生命。

将制作图式哲学化的原初力量来自巴门尼德,尽管巴门尼德将真理和建议断然二分的模式并不蕴涵摹仿的倡导。黑格尔说:“真的的哲学思想从巴门尼德起始了,在这里面可以看见哲学被提升到思想的范围。”[22]他所指的是巴门尼德将思维的矛头转向思维自己,追问运用语言所进行的思维怎么样才能切中真理。巴门尼德提出“思想”(noein,“思想”一词的不定式,等于to think)和“是”(einai,“是”的不定式,或译为“存在”、“有”等,等于to be)是“同一的”(tou auto,等于the same thing),首次将哲学跟对einai的考虑紧紧地捆绑在一块,觉得只有这条“路”(hodos,渠道、道路、办法)通向“真理” (aletheia,原义为“去掉遮蔽”),是靠谱的“逻各斯”(logos,此处有“话语”、“说明”、“论证”等义),而办法意义上的hodos和 logos的结合则最后导出了logic(逻辑),使哲学的考虑变成了需要遵从逻辑规则的理性论证。[23] 这种以einai为对象的考虑就是后世所谓ontology(关于ont的知识,译作“本体论”、“存在论”、“存有论”或“是论”等,on、ont、 einai都是希腊词“是”的不同词形)。巴门尼德的工作使得他将来的哲学家都不可以再安于对外部世界作哲学的想象,而需要将思想看法从本体论上、从语言逻辑上加以落实。这就意味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制作图式要站住脚的话,也需要诉诸对einai的考虑,需要本体论化、语言逻辑化。

对柏拉图的制作图式来讲,最根本的工作就是将“相”“是”化,即把“相”变成语言逻辑可以把握和表达的东西。这是哲学的“相”不同于木匠、雕匠的“相”的重要所在。做不到这一点,“相”论就不过是一种哲理性的比喻而已,而非真的的哲学。对此,柏拉图自己是心中有数的。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的口说:“所有伟大的技艺都需要有一种补充,这就是对事物本性的研究。”“辩证法家会探寻一个正确种类的灵魂,把自己打造在常识基础上的话语种到灵魂中”, “须知你在谈论或写作的那个主题的真相,也就是说,你需要可以给它下一个概念,然后你要了解怎么样对它进行划分,直到没办法再分为止。”[24]事实上,在此之前,早期对话中所反映的苏格拉底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通过对话辩驳的方法探讨常见性事物的概念。中期对话中建构“相”论,靠的也是辩证法的概念办法。后期对话则系统探讨了“相”作为定义之间的逻辑联系问题。《泰阿泰德篇》结尾处的logos已经有了“概念”的意思,并且是一种寻求差异的“概念”。[25]从《巴门尼德篇》到《智者篇》,讨论的关键字无声无息中从eidos(“相”、“型”)变成了genos(“类”、“种”),已经是在作范畴剖析了。至此,一种对“原型—摹本”关系的想象就变成了语言逻辑的探讨,“相”论的本体论化即使完成了。当然,柏拉图并不满足,在《蒂迈欧篇》中,他还进一步将“相”几何化、数目化,期望用人类的语言把世界的原型准确无误地刻画出来。如此做所收成的果实也就是西方人酷爱的“常识”(episteme),据“苏格拉底”考证,常识就是“灵魂在事物面前止步而不是灵魂围绕事物转”。[26]

在柏拉图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完成了整个人类哲学思维的程序编制工作,他一个人的制作图式也获得了完全的本体论内涵和语言逻辑内涵。亚里士多德把大家通过说“啥是什么或是如何”(简化为“S是P”)去陈述对象的状况分为十种“类别”(categoria,兼有“指谓”、“表述”、“分类”的意思,一般译为“范畴”)。[27]其中,第一种回答事物的 “是什么”(ti esti),其他的可视为回答的“是如何”。相比之下,回答“是什么”最根本,这种范畴就叫“实体”(ousia,也是希腊词“是”的一个词形,或译为 “本体”)。“实体”又分为三种:个别事物(atoma,如张三);属(eidos,如人;跟“相”、“形式”为同一个词);[28]种(genos,如动物)。说出个别事物,是对“是什么”的最到位的回答,但这种回答不可以以概念的方法给出,所以不具备常识的确定性,而能概念的“是什么”只能是“属”, “种”也要变成“属”才能概念,概念的方法为“种加属差”,概念所回答的“是什么”就是事物的“本质”(to ti en einai)。假如考虑到eidos既是“相”又是“形式”还是“属”,大家就会发目前这个词身上,制作图式的内涵、本体论的内涵和语言逻辑的内涵得到了统1、一个可以摹仿的原型就是事物的根本,同时又是唯一可以概念的对象。所以,对亚里士多德来讲,探寻事物的形式、原型、本质、类型、概念甚至缘由就成了一回事,[29]而这所有所围绕的核心就是那个einai或on.

制作图式的本体论化使该图式获得了一种强大的程序性力量,可以普适于对所有事物的剖析。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研究就是试图分门别类地去探寻不同种属的本质的尽量确定的认识,尽管其间确定性程度高低不同。这种思维方法以其独一无二的认识效果征服了欧洲人的心,并进而影响了全人类。

还有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在柏拉图及其以前,技艺跟智慧没严格的区别,技艺是一种智慧,智慧也是一种技艺,制作图式因此得以在理论思维中塑导致型。当然,柏拉图到后期已经意识到了,“一个用语词表达的概念对一个生灵作出的描述比一幅绘画或任何模型更好。”[30]经过逐步本体论化之后,到亚里士多德,制作图式所反映的已是一种确定性程度非常高的语言逻辑的智慧,它跟实质制作活动中的那种技艺已显著不同开来。制作图式也正由于脱离了制作活动和技艺本身,变成了纯粹的理论思维图式,才使哲学思维的一个真相得以长久地隐瞒。

4、制作图式从理论向实践的外推

希腊哲学思维中的制作图式是一种理论思维的图式,是一种逻辑推导的图式,是用来讲解世界的。但,它的意义又决不止是理论的。柏拉图的“相”大多是道德之“相”、政治之“相”,亦即实践之“相”,是要付诸实行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尽管是纯粹理论的而不直接承担实践的责任,实践和制作活动也不必根据某种固定不变的“形式”来操作,但关于这种“形式”的理智常识近代以来却爆发出了惊人的实践力量。可见,制作图式有一种隐秘的、本能的实践性,它是要改变世界的,这或许是由于它本来就源自制作活动,一种最下贱但又最切实的创造性实践活动。

柏拉图用心最多的“相”就是城邦之“相”,他毕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要为普天之下的政治一同体设计出一个理想的模型,好让众邦列国去效仿。他盛年时写《理想国》(本名《国家篇》),用辩证法设计了一个由所谓“哲人王”来统治,社会各阶层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领导阶层要符合“智慧”这个“相”,守卫阶层要符合“勇敢”这个“相”,生产阶层则要符合“节制”这个“相”,整个国家的秩序要符合“正义”这个“相”,所有原因配合一致,最后符合“善”的“相”。柏拉图在晚年意识到达成理想“人治”的困难,退而求第二设计了一个法治国家的模型。他如此做的原因是:“在讨论将要推行的计划时展示一个健全的、可供模仿的模型是最公平的,不可以视之为毫无优点和真理,而对那些根本不包含这种健全性的计划,大家应当拒绝加以推行。”又指出,“法律的真的卫士需要关于它们的真的常识,必须要可以用语言说明这种常识,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31]柏拉图的意思是:既然不可以亲自替大家制作出理想城邦的成品来,那就先制作一个理论模型以待后世吧。

亚里士多德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本身没实践的旨趣,这跟他老师的大不相同。当亚里士多德讲伦理、政治活动这种狭义的实践时,他并不使用“形式—质料”二分的制作图式,他强调的是实践活动中的个别性、差异性,反对用常见的模型去规范这部分活动,他主张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剖析的“实践智慧”。在讲制作时,正如《诗学》中所表明的那样,他主要讲摹仿,也没把他在《工具论》和《形而上学》中所系统讲解的语言逻辑法则和本体论原则贯彻到制作范围。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制作图式虽取自制作性实践活动,但只限于在理论范围中用,只求以制作图式讲解世界,不求以这种图式改变世界。尽管这样,这种图式本身的实践潜能是极其明显的。假如事物的形式是可以逻辑地把握的,质料又可以企及,那样以二者合一来改变世界有哪些不能呢?所以哲学后来就变成了科学,科学就变成了技术,技术就变成了工程,物质的世界就此天翻地覆,人文和社会的世界也变得面目全非。

实践中的制作活动转化成理论思维的制作模式,这种模式又回过头来指导制作实践,这倒应了毛泽东的“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马克思主义就是想凭着一种理论的设计来制作出一个全新的世界,毛泽东便要亲自把这个世界帮大家制作出来。这就是希腊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向实践外推所得到的最重大的结果之一,也是跟原本不按制作图式想问题的中国人最有关系、也最难消化的一个结果。

今天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或许柏拉图的对手更有道理。柏拉图在晚年引述过他所反对的一种看法,即:“所有伟大而又美好的事物显然都是自然和运势的产物,只有技艺的产物是微不足道的。技艺从自然的手中取来已经创造出来的伟大的原始作品,然后对之进行一些微不足道的塑造,就是因为这个缘由,大家称这部分作品是人造的。”[32]这种看法的可贵在于看出了技艺和制作图式的限度。

关键字:实践哲学,希腊哲学,制作图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古时候希腊人创造了哲学,教会了大家用哲学的方法看世界,世界于是就成了哲学所看到的样子。可是,希腊人这样这般模样的哲学思维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为何不是所有些民族都像希腊人那样考虑问题呢?这恐怕又得回到他们的生活世界去探寻答案。在读希腊哲学家的作品,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的过程中,我觉察并揣摩到,他们在想问题的时候脑子里面总是有一个制作图式,即想象着匠人制造物品的样子,然后用这个图式的结构去比附他们要理解的对象,包括整个世界。这一制作图式最典型的形态有两个:一是柏拉图的“原型—摹本”图式,一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图式。于是,柏拉图所看到的世界就是原型和摹本外在分立的两重天地,亚里士多德所看到的事物就是形式和质料内在复合的完整个体。当然,注视匠人制造物品,不势必注意到活动所具备的这一特定方面的结构特点,也一定是察看者心有所专,才看出了这一特点来。生活世界和思维图式好像确实是循环讲解的。这一点暂且不表。不管如何,古时候以色列人就不是如此看世界的,读读《圣经》就会发现,他们的图式是“牧人—羔羊”图式,这显然跟他们的畜牧生活经验有关。(当然,柏拉图偶尔也以畜牧比喻政治。[1])大家中国人的祖先是种庄稼的,天地化育,四季兴替,生生不息,这是大家理解世界的图式。

理解世界,这是认识的问题;制作物品,这是实践的问题。希腊人把认识提炼得纯而又纯,以至于飞升到形而上的云端,成了哲学。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哲学思辨是最高贵的,道德和政治实践是第二有意义的,生产制作活动则是最低贱的。哲学无所依靠于实践,假如需要,它可以指导和超拔实践。可是,哪个曾料想在最高贵的哲学思维中所植入的竟是最低贱的生产制作的图式,哲学的高贵考虑是根据低贱的制作图式进行的,这可能是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不管如何,这种图式本身的局限(当然不是指它的低贱性)势必带来这种哲学思维的局限,进而带来由这种哲学思维所指导的实践活动的局限。因此之故,对实践的哲学研究就不能不将哲学和制作这两种价值上相隔天渊的东西放到一块儿考察。

本文不拟追究希腊人的生活世界到底怎么样造就了他们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而只拟考察该图式的哲学内涵及其主要问题。本文的工作是我探察西方实践哲学源头之计划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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